据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记载，汉太初元年，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已经五年了，他回忆起父亲生前的话：“自周公逝世后，五百年才出现了孔子。孔子去世后至今也已有五百年，谁能在这太平盛世中修订《易传》，续写《春秋》的篇章，探索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乐经》的根本，以此著述呢？”司马迁认为父亲将期望寄托在了自己的身上。

上大夫壶遂问道：“孔子为何要著述《春秋》？”司马迁回答：“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春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情事理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弊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”意思是：孔子曾说：“我愿把我的思想融入到实际行动中，而不是空洞的言辞中。”《春秋》上承三王之道，下接人事之纪，分辨疑云，明辨是非，定夺犹豫，赞美善行，唾弃恶行，尊贤贱愚，记载国家的兴亡，延续断绝的世系，修复弊端，振兴废弛之业，这就是王道的精髓。

成语“徒托空言”便源于此，指只说空话，没有实际行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