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典出自汉代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：“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，陪奉外廷末议，不以此时引纲维，尽思虑，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，在闒茸之中，乃欲仰首伸眉，论列是非，不亦轻朝廷、羞当世这士邪？嗟乎！嗟乎！如仆尚何言哉！尚何言哉！且事本末未易明也。仆少负不羁之才，长无乡曲之誉。主上幸以先人之故，使得奏薄伎，出入周卫之中。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，故绝宾客之知，亡室家之业，日夜思竭其不肖之力，务一心营职，以求亲媚于主上。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！”

　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，字子长，生于龙门（今陕西韩城）。他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做太史令。司马迁从小在父亲以及经学大师董仲舒和孔安国的熏陶之下，遍览群书，游历山川，搜集史料，大约在汉武帝太初元年（公元前104年），开始写作《史记》。汉武帝天汉三年（公元前98），司马迁因为为李陵（率师进攻匈奴，被俘投降）辩护，触怒了汉武帝，被捕入狱，受了宫刑。出狱后，做中书令。为了完成他的不朽著作，“隐忍苟活”，对汉朝统治者已经绝望。司马迁有一个朋友，叫任安，字少卿。任安在任益州刺史时曾给司马迁写信，要司马迁利用在汉武帝身边任职的便利条件，向汉武帝“推贤进士”。司马迁没有及时回信，到汉武帝太始四年（公元前93年）十一月，任安获罪当死，司马迁才给他写了回信，这就是有名的《报任安书》。

　　司马迁在这封信里，述说了自己因李陵事件而蒙受奇耻大辱的始末，倾诉了郁积在内心的痛苦和愤懑，并述说了自己之所以隐忍苟活，是为了完成能流传后世的不朽著作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过去，我也曾厕身于下大夫行列，侍奉于朝堂之上，发表一些微不足道的议论，不在当时伸张国家的法度，为国家竭尽智谋献计献策，现在身体已经残废，成了地位低下的人，处于卑贱者行列里，竟要昂首扬眉，品评是非，这样做，不是轻视朝廷、羞辱当今的士人吗？唉！唉！像我这样的，还能说什么呢！还能说什么呢！况且，事情的缘由不容易说明白。年轻时，我原以为有高远的、不可限量的前途，长大成人后却得不到乡里的称誉，多亏主上鉴于我父亲的关系，使我有机会贡献微薄的才能，出入官禁之中。我认为，顶着盆子怎么还能望见天呢，所以我断绝了与宾朋的交往，把家庭私事抛在一边，日夜想着竭尽我微薄的才力，专心致力于本职事务，希望取得主上的信任和宠幸，可是竟然会出现与此背道而驰的情况！”接着，司马迁叙述了自己因为“李陵之祸”而遭受残害的情况与心情。